1956年父亲、母亲、哥姐们和我（最小）于北京（杨国光在苏联留学）

1955年9月13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太庙举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为追悼会亲笔书写横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亲至会场并致悼词。追悼会是为1953年在北京病逝的日本共产党总主席德田球一举行的。刘少奇在悼词中说：“德田同志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遭受麦克阿瑟的严重迫害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他还领导日本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直到德田同志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设法来中国就医以前，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光荣岗位。”

随后，中国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德田球一逝世的消息，很多地方还举行了悼念活动。

很少有人知道，德田球一是在1950年经中共营救由日本偷渡来华的，由同一渠道来华的，还有日共另一领袖野坂参三等人。

德田球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和两次重建，三次被捕入狱，从1928年起连续坐牢1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日本后，于当年10月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时候，德田才得以出狱。出狱时，他受到来自各地500多名日共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其后，他与从国外回来的野坂参三等人一同再次重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曾参加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野坂自1931年起代表日共常驻共产国际，1940年3月随同在苏联治伤返国的周恩来到达延安，准备返回日本参加实际斗争，但终因战火阻隔无法回国，遂留居延安到1945年。在华期间，他化名林哲，协助中共做日军战俘的工作，创建反战同盟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期间他与当时中国党内为数不多的“日本通”王学文也有过来往。抗战胜利后，他经由朝鲜返回日本，旋即与德田球一等重建日共。

战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痛苦不堪。日本共产党抓住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壮大。在1949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日共获得298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9.8%），得到了35个议席。到1950年，日本共产党发展到18万人，成为日本政坛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同时，日共团结了许多工会、民主团体，建立了有1000多万人拥护的民主同盟，日共领导下的工人、学生反抗美国占领军和垄断财阀的斗争也日益高涨，逐渐为美国占领军当局所不容。

1950年6月6日，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指责日本共产党是“民主的破坏者”，他把日本共产党与军国主义者等同起来，并责令开除日共全部24名中央委员的公职，第二天又责令开除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17名编委的公职，其中还包括不是编委的知识分子。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日本这个美军的后方基地，美军和日本政府一起开展了“赤色整肃”，对日共进行了残酷镇压。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以日共当时的条件，是没办法把自己的领导人送出国的，所以不得不寻求国外的帮助。他们通过日共党员中的中国人杨春松、曾永安（回国后改名曾子平），与中共取得了联系。

我的父亲杨春松，1900年出生在台湾桃园县，1926年到武汉参加大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台湾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经保释后前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引渡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转押回台湾服刑6年。刑满出狱后，于1939年前往日本，准备转道回大陆，因战争不得不留居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旅日的进步华人曾永安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日本战败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迅速组织起来，在协助遣返中国战俘和劳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参加了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1945年底，父亲经朝鲜半岛秘密回到中国，在东北见到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1946年春，父亲循原路回到日本，向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其后，为了及时传递中国的消息，他与同志们在东京创办了中国通讯社，由曾永安出任社长，父亲则以记者身份往来于日本和香港之间。

日共遭到当局整肃后，父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成为日共争取救援的途径。由日共派员与曾永安一同前往中国求助。据曾永安的弟弟曾永贤（曾任台湾情报机关“调查局”第四处处长）回忆：“1950年，日共派二哥（指曾永安）陪同日共中央的一位重要人物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当时不能公开地去，而是以偷渡的方式潜赴北京。他们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可能在讨论如何将日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送往大陆。”中共中央接到日共的求助信息后，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由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此时，中央的情报机关已改为军委联络部，中央即把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

军委联络部与在日本的父亲等人密切协作，积极谋划安排德田等人前往中国。当时，中日之间没有空中航线，打通海上秘密通道，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父亲及其周围少数同志就在美国占领军眼皮底下周旋，把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一一从东京转移到大阪、神户等地，然后与天津联络局配合走海上通道。后来，在日本共产党中，把这条前往中国的路线称为“人民舰队”。

仅据日本政府资料，当时以违反占领政策罪名逮捕的就有4391人，集会和游行示威都被禁止，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都被企业和工会开除出去。1950年仅7月到11月，被开除的工人就有1.2万多人。到1950年8月，日共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拥护民主同盟”也被迫解散，日共面临空前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风起云涌，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了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

1950年8月末，德田球一在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陪同下，经“人民舰队”路线平安到达中国。据我的大哥杨国光回忆：“杨家从1950年秋季开始就作回国的准备，并决定让三个年龄大一点的男孩子先行返回祖国。”

12月上旬的一天，兄弟三人乘东海道线的火车到达神户。他们在六甲山的朋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登上了停泊在神户码头的船。……我的母亲许良锋从东京赶到神户给他们送行，目送兄弟三人安全地上船后才离开。

启航的当晚，一位身着普通的衣服，和其他海员没有什么两样的老人走进了他们的船舱。国光和潮光惊奇地互相注视着对方：“这不是野坂参三吗！”昨晚兄弟俩刚见过他，只因他假装不认识的样子走了过去，他们刚议论说怎么地球上竟然还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呀？因为那时，在东京有一家纳乌卡书店，专售一些进步书籍，也包括印有伟人头像的书签，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此外还有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的。兄弟俩在自己的书本里就夹着这些书签。书签除伟人头像外，还印有他们的名言。有一句话是野坂参三在讲话中乐于引用的，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林肯在为纪念南北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而修建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

野坂参三似乎早已知道杨家兄弟三人也在同一船上，若无其事地坐到床边与他们聊天。他问他们父亲的姓名、工作和家庭情况，好像在核对与他所了解的事实有无出入。兄弟俩直到这时才了解了自己的父亲“不便公开的工作”的一部分。

野坂问：“你们有什么可看的书吗？”杨国光便把床边的几本日文书递了过去。野坂从中挑出文库版的《整风文献》一书，看了目录。这是一本由中国的研究所编译的学习参考资料，非卖品，其中收有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还有刘少奇、陈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论党的建设的言论摘录。野坂说：“我借一下这本书。”说完他就拿着书悄悄地走开了。在刚刚遭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评的艰难时期，或许他也有思考和反省的地方。在即将抵达中国港口之前，他把书还给了杨国光。

与我的三个哥哥公开回国不同，野坂是以隐蔽的身份前往中国的，所以一路小心谨慎。他在船舱底下和海员们一道吃大锅饭。当年才10岁的杨震光后来回忆说：“我在船上玩，看到有往下的梯子，就扶着梯子往下走，下面都是各种机械，我还继续顺着梯子往下走，看到旁边有工人睡觉的床，野坂躺在床上考虑革命大业，在机房里呆着怪可怜的，周围环境又脏又暗，挺不舒服旳，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高价饼干说，叔叔你肚子饿了吧，这是饼干，你尝尝吧，挺好吃的，不够的话我还有。野坂笑笑说，好吃好吃。在机房里呆一会，气味不好，机器噪音又大，我感觉不舒服，就说叔叔我上去了，再见。我顺着铁梯往上爬了好久，才走出机房，回到明亮的房间。看到国光兄和潮光兄，我把野坂住的地方告诉了他们。这是我为日共领袖做的一件事，也是难忘的回忆。我一直很低调，不喜欢吹牛，现在想起来蛮好玩的。”

1950年末的濑户内海和对马海峡因朝鲜战争而显得并不平静。有时银灰色的美国巡洋舰会突然出现在船的右舷而耀武扬威地开过去。天晴时，野坂也跟着我的哥哥们来到甲板上，伸开双臂呼吸新鲜空气。五天后，货船驶进黄海，在青岛抛了锚。

前来码头迎接的人群中，出现了父亲的身影。原来他已先行一步回到了祖国大陆，以便迎接野坂参三的到来。

野坂参三等人经“人民舰队”路线来华后，与先期抵达的德田球一、西泽隆二等人组成了日共“北京机关”，开始在国外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在华期间，他们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照顾。1953年10月，德田球一在北京病逝，其后，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野坂参三等人于1955年返回日本。

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左）和志贺义雄在日共“北京机关”

成功完成营救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日共领导人任务的军委联络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分别写信或题词祝贺。

1951年，《大公报》等香港进步中文报刊在大阪的销售所人员遭到逮捕，按照日共中央的意见，母亲带着女儿们立即离开日本回国。她们离开不久，家里就受到了当局的搜捕。

母亲和我的姐姐们被安排在北京住下来时，父亲正在广东参加土改。一天下午，二姐在院子里跳皮筋，见一个人从大门口进来，说：“找许良锋同志”。二姐冲着屋子用日语大声喊：“妈妈，有客人！”等母亲出来一看，原来是父亲。这是回国后父亲与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1952年，回国后的父亲出席了在民主德国召开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

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了。

旅日华侨第一批集体回国

1953年7月中国政府在天津车站召开“欢迎旅日回国华侨大会”，

前排为致欢迎词的中侨委庄希泉副主任和杨春松，

后排为赖珠村、陈焜旺、韩庆愈等旅日华侨代表 

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父亲出席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1957年，父亲出席了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会议。同时，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贸易交往，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先后在中侨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单位工作的父亲，辛勤地工作着。

记得父亲曾带我去饭店看望一位久别重逢的日本朋友。那是应邀来华出席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古屋贞雄先生。当年父亲因组织农民运动和反日活动在台湾坐牢，自始至终，日本进步律师古屋贞雄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记得，父亲曾多次对母亲说，等工作稍缓些，一起回广东大埔老家去看看，到外地去走走。而母亲自1951年回国后，一直没机会到外地参观。然而，父亲的工作总是太忙，太忙，直至1962年重病之际，他还对母亲表示，待病稍好些，一起去青岛疗养……谁料想，父亲却一病不起。

1962年5月16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62岁。

（杨幼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