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满地区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打着“中央”招牌,派遣特务,网罗日伪残余势力,拼凑土匪武装,潜入解放区进行扰乱破坏。当时,汪清县有王庆云、姚玉龄、马喜山等人组织的东北第一挺进军,东北人民自治第一团,匪徒2800余名;安图县有单秉俊、单秉仁、单秉义等三兄弟组织的安图县公安队,匪徒1000余名;延吉县有以钱辅兴(伪军少校)为首的匪徒130多名;和龙县有以霍迎春为首的保安队400余名;敦化县有纪大作、刘化一、张中一等组织的先遣军四师、敦蛟司令部、公安队等,人数号称6000人。上述几股土匪武装共10,000多人。

各股土匪都打着“反共安民”、“欢迎国民党中央接收”的旗号,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严重威胁着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汪清县匪首李茂庆、马喜山部,盘踞庙岭、天桥岭、春阳一带,控制汪清至老松岭的铁路线,切断通往北满的铁路,军运,民运都陷于瘫痪。1945年11月,这股匪徒狂叫要杀绝“老高丽党”,在罗子沟,一次就杀害无辜朝鲜族群众100余人。当地群众,特别是朝鲜族群众深受其害。同一时期,延吉、和龙、安图的土匪也杀害数十名朝鲜独立同盟干部和盟员。盘踞在敦化官地、沙河沿、额穆等地的匪徒,经常抢劫民财,奸淫妇女,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肃清土匪成为建设东满根据地的当务之急。

敦化县为东满地区战略要地,敌我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光复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吉林省党部派纪大作、张中一等人到敦化建军。

1945年8月19日,东北抗联小分队李文章、沈风山、陆宝平、刘新泰、朱永文等同苏联红军一起到达敦化,不久刘建平(隋长青)、朴英善也来到了。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组织武装,建立敦化县保安司令部,做苏联红军撤走后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9月初,敦化县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11月初,杨尚奎、杨尚坤、危秀英、韩容鲁、侯化民、卢森、钟声等人从延安来到敦化,开始组建中共敦化县委和敦化县临时政府。杨尚奎任县委书记。苏联红军司令部不同意共产党人当县长。于是由刘化一任县长。刘化一是伪满军的军医官,和国民党敦化县党部吕铭早有往来,是亲国民党分子。他手中握有几百人组成的公安队,与保安队相对立。

保安司令部组成后,首先组建了一个教导大队,负责对县委、县政府的保卫和干部的训练工作,同时四乡收编了8个大队。这8个大队虽然名义上收编,实际上并没有掌握。有的派了大队长(或政委),如大蒲柴河的二大队派了李文章,官地的三大队派了沈凤山,大山嘴子的四大队派了钟声,额穆的八大队派了修培新。有的队伍还没有成型,如六、七两大队;有的原来组织队伍的人没有出面,如额穆的李忠;有的还没有收编进来;如黑石的席德珍等。这时,国民党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敦化伸展势力,不遗余力地拉这些地方武装,他们采取封官许愿,发委任状等办法进行拉拢。我们收编下令的大队长,他们委任为上校团长。到了11月下旬,县长刘化一公开打出了国民党招牌,散在四乡的大队相继倒向了国民党,我党派去的干部有的被害,有的事先逃出来了。至此,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由于坏人掌握了领导权,加上国民党的内外勾结、策应,终于彻底转化为土匪了。

这些武装组织的成分极其复杂,多数人尤其是领导成员普遍存在着所谓“正统”观念,基础很差,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是正规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持敌视态度。由于这些敌视共产党的人掌权,加上地下国民党组织的收买拉拢,高官厚禄的引诱,自11月份以来先后有7个大队叛变。这样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县城的态势。接着,临时政府县长刘化一及其治安队也打出了国民党的招牌,又形成了叛匪城乡勾结的局面。在农村只有南黄泥河郑基斗领导的武装部队、在县城只有李公发领导的教导大队没有叛变,还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形势突变,而且变得很险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敦化县委书记杨尚奎,县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刘建平(兼苏军驻敦司令部副司令员)等约见苏联红军驻敦化县司令部司令员,向他介绍了敦化县目前的险恶形势,并要求苏联红军予以支持与帮助。这位司令员态度冷漠,表示无能为力。不但不予帮助,反而动员教化县工委,保安司令部尽快撤离县城。不然若遭到叛军的袭击或进攻,苏军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

11月26日,杨尚奎、刘建平带领县委机关和保安司令部的同志,在李公发教导大队和郑基斗武装中队的保护下,在巴尔堡工厂(现3305工厂)稍事集中,便离开敦化,撤往马号(今江源镇)六棵松方向。途中在南黄泥河、三道荒沟又遭到叛军的两次截击。战斗中李公发同志负伤,最后撤到了六棵松暂住。

杨尚奎、刘建平等同志到六棵松已时值寒冬,吃住都非常困难,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后经研究准备撒到桦甸暂住,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后再打回敦化。正在这时,朝鲜太行山五支队回国路经这里,在六棵松见到了杨尚奎、刘建平。杨、刘喜出望外,当他们得知敦化的情况以后,立刻表示暂缓回国,帮助我们打开局面,渡过难关。

大蒲柴河大队共有100多人,编了3个中队。县保安司令部派抗联干部李文章担任大队长。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加上急于扩军,时间短、人才缺,副大队长以下的中、小队长等主要职务大多数被叛徒,伪警察,伪自卫团出身的人所把持。大蒲柴河大队的中队长张永春是原抗日联军的叛徒,一中队三小队队长包清泰是伪自卫团团长。他们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党保安司令的收编,暗地里却与本屯治安维持会会长常振帮(伪警察署长)、伪保长石达山互相勾结,密谋叛变、投靠国民党军队。

住在大蒲柴河屯的地下国民党联络员王君,多次受命去敦化与国民党县党部的纪大作等人联系。一次,纪大作等人获悉,刘建平司令员准备率人去大蒲柴河,便指使王君回去联络人马,将刘建平等人缴械。王君回屯后立即串联,召开张永春、包清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他煽动说：“中央军快来了,不然刘建平能到大蒲柴河来吗?你们别在那里干了,咱们一个屯住着,人不亲土还亲呢。等刘建平来了,把他缴械算了”。张水春表示同意。但刘建平到后,因队伍实力雄厚,他们未敢动手。

同年农历11月初5,王君又去敦化会见纪大作,两日后返回大蒲柴河,给张永春带来了“国民党东北行辕先遣军第二军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营长”之委任状,王君对张水春说,“国民意中央军快来了。你现在是国军了,中央军来了你得听候调动,现在需要你马上把李文章缴械,等候国军来接收”。张水春接受任务之后,又与石达山,常振帮等人密谋策划。张永春又召集骨干会议,进行动员与部署。他在会上说,“八路军的队伍吃的,穿的都不好,又没有好枪还不挣钱。我们不如叛变,变成国军。吃好的,穿好的,有好枪,还挣钱。今晚我们就把李大队长抓起来。你们三小队挑几个人,和我们一起行动,听我指挥”。会后,他带着人来到了李文章同志住处的外面,又做了具体分工。他亲自带人进屋叫醒正在熟睡的李文章。他扯谎说,“安图县大甸子毕大队长捎来一封信,有要事请大队长到队部去研究”。李文章急忙穿好衣服就往外走,正当一脚门外脚门里,张永春突然将李文章拦腰抱住,另一个人将李文章用绳子绑上了。李文章严厉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另一个人抽出李文章身上挂的日本军用指挥刀,用刀背猛砍李文章的头部,并咬牙切齿地说：“就干这个”。与此同时,三小队长包清泰带人把警卫员的枪只收缴。他对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抓李大队长?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我们不能叫他管着。”

李文章说：我是东北抗联,抗过战,打过鬼子,吃过草根、皮带,没死于鬼子手里,却要死在你们这些叛匪手里。

第二天,张永春、包清泰、石达山、常振邦等人召开了全屯人参加的所谓处理李文章大会。张永春在会上大喊大叫要“枪毙李文章”，“苏联军侵略东北,我们不能当二茬奴隶!”“李文章是和苏联红军一起来的,不能留下后患!”会后,李文章被土匪们绑在大车上,押到大蒲柴河屯西南约一公里处被杀害了,时年35岁。

南黄泥河村是个朝鲜族,汉族聚居的地方。多年来,汉朝两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东北解放后,为了自卫,他们又共同拿起武器,组织队伍保卫村庄;1945年9月,以郑基斗为队长的这支武装部队被县保安司令部收编。在全县农村7个大队相继叛变为匪的情况下,他们不怕孤立,毫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对叛变为匪的部队嗤之以鼻。他们得知县委和县保安司令部要暂时撤出县城,便主动和李公发领导的教导大队一起担负起了保卫任务。

郑基斗率队保卫县委撤往六棵松的消息被盘踞在红石村的国民党先遣军团长唐玉获悉。便趁郑基斗的队伍不在村里之机,率匪队串入南黄泥河屯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进屯后见男人就抓,并进行毒打,稍有反抗就枪杀。不多时,就有5名青年惨死在匪徒们的枪口之下。他们把抓来的30多名朝鲜族青年集中在伪村公所的大院内,并架起了机枪,准备制造更大的惨案。眼看着那么多的朝鲜族青年要无辜被害,住在本屯的汉族青年赵永春和郭自友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以个人的性命担保,解救这些朝鲜族青年。经过一场艰苦的唇枪舌剑,匪徒们理屈词穷,不得不无条件放了这些朝鲜族青年。然而,匪徒们并没有离开南黄泥河屯,这些坏蛋把全屯所有朝鲜族住户的衣物抢劫一空之后,才扬长而去。

郑基斗率领的保安中队,在完成了保卫县委撤往六棵松的任务以后,又回到了南黄泥河。经过休整、训练,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经过战斗的洗礼,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在他们附近的河岸屯(今贤儒镇德胜村)三道荒沟屯都驻扎着叛匪。尤其是盘踞在河岸屯的刘俊明匪队,对他们保卫县委的行动恨的咬牙切齿。现在又回到南黄泥河,对他们更加戒备,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他们的行动,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掉。由于两屯相距较近,经常出现一些小的磨擦。终于在12月30日酿成了一场战斗。战斗打响后,盘踞在三道荒沟的叛匪立即赶来增援。使郑斗基的中队处于腹背受敌,两面夹击的状态。这时,郑基斗中队的机枪,由于数九隆冬机油冻结,打不响了,一时无法排除故障。郑基斗只好指挥战士们撤出阵地,经过厮杀,终于撤出了战场。这一仗,全中队有17名同志牺牲,7名同志负伤,这是叛匪对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46年1月初,为了加强东满军区与延边军分区联系,周保中对王一知说：“军区决定派你去延吉,将有关文件及经费带去,交给姜信泰司令保管。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的心血,望你办好。”

王一知：放心吧!这项特殊任务不是第一次执行。

王一知一行7人,其中有东北民主联军驻延边军分区司令员姜信泰的爱人朴京淑(朝鲜族)。东北民主联军驻吉林军分区司令员王效明派曾广吉和刘振峰二人护送他们。

当时火车运行极不正常,走走停停,花了一天时间才到敦化。因烧不上汽来,说是次日再走。王一知一行只好下车就近投宿。曾广吉与刘振峰擅自溜出旅店去找刘建平。他们不知刘建平已随县委撤离敦化,所以,到了县政府把情况如实说了,门卫把情况又向刘化一做了汇报。刘化一冒充刘建平司令,稳住了警卫员曾广吉、刘振峰。

深夜,曾广吉、刘振峰迟迟不归,引起王一知的警惕。为防不测,她将年仅4岁的女儿周伟交给了朴京淑照管,并说：“我假如被捕,我的身份难以隐瞒,所以活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希望你将这麻袋文件和经费以及孩子能带到后方根据地去。”

朴京淑听到这里激动地说：“我一定会将孩子带给周司令。孩还不懂中国话,只会说俄语,所以只要我不暴露她是你的孩子,孩子还是安全的。这一点,请你放心。”

这时,曾广吉、刘振峰带着刘化一来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身穿苏军军装的王一知勇敢地站起来大声抗议：我们是苏军工作人员，你们无权逮捕我们！

刘化一把王一知一行扣押起来。其余人都关在监狱里,唯有王一知被关押在一个姓米的老百姓家。随后,刘化一又派人到当时国民党的东北行辕去请功。

周保中派出王一知后,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正在这时,在长春外围的哨卡抓到一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化一给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报功信。这才知道王一知在敦化遇险。周保中立即请苏联红军驻长春警备司令部派人查办此事。长春苏军司令部当即派波维夫大尉连长和翻译乘装甲车疾驰敦化。当时在敦化城内的杨尚奎和刘建平的代表卢森、陆宝平,得到了刘化一关押我方人员的消息后,便随同苏军到监狱检查,放出了朴京淑等6人,但王一知仍被扣押。他们感到事情重大,便通知延边军分区司令姜信泰,姜信泰得知以后,立即随坐装甲车前来敦化营救。在这三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终于迫使刘化一放出了王一知。王一知在被关押了10多天以后安全脱险获得了自由。这时,小周伟已饿得奄奄一息了,王一知一面给周伟喂饼干,一面含泪亲吻着她的小脸,激动地对波维夫大尉和姜信泰说：“谢谢!多亏你们啦！”

1946年1月13日，敦化保安司令部得到路经敦化的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的支援,占领了城内要地,并派李公发带队伍在街上等候,拦截刘化一强行缴械,当刘化一坐的马车被截住时,其卫兵查奎英等人拒绝缴械,开枪打死保安司令部战士2人,重伤一人,李公发带领战士不顾生命危险冲上去,从马车上将刘化一活捉下来，缴了卫兵的枪械。

敦化保安司令部接着在苏军的支持下,又将刘化一控制的公安大队武装全部缴械,夺回敦化临时政府大权,使敦化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这时,额穆一带居住着较多的朝鲜族人,这些朝鲜族群众就成了李忠玉、周兴璞匪团的鱼肉对象。匪徒们经常去找他们的麻烦，抢劫财物,甚至随意杀戮。但受害者只能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因为他们手中有枪。为了摆脱这种恶劣的环境,由额穆镇内的崔兴道、南成浩等人发起,组织朝鲜族群众集体迁往敦化。经过多次串联与协商,终于有60户人家同意迁居。

1946年元宵节过后,60户200多名朝鲜族男女老幼,雇了10辆马车,10辆马车,在两名苏军战士的护送下,载着物品踏上了迁往敦化的征程。正当人们为将要摆脱匪患而欣喜若狂的时侯,突然从黑石乡南台子屯蹿出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匪徒,拦住他们的路,抢走他们的衣物,粮食,并把这些迁居者赶进了南台子屯,将男女分开监禁在两个大屋子里,进行轮番审问。

第三天,匪徒们在男监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准备杀人,以断绝他们去投靠共产党,八路军的道路,正当匪首要下令的时候,突轰隆一声巨响,把土匪们震懵了,原来是苏联红军坐着4辆汽车敦化开来了,在关键时刻赶到了出事地点,并开炮了,大炮一响,土匪们进行了还击。经过一场激战,土匪们渐渐不支,最后逃出了南台子屯,钻进了牡丹江边茂密的树丛里去了。趁此机会,迁徒者逃出险境,返回了额穆街里。

原来,3天前,一位朝鲜族青年趁当时混乱之机,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逃出现场奔向敦化,向苏军报告了情况。苏军立即行动赶来支援,打跑了土匪,解救了受害的朝鲜族群众。但是,就在逃的一刹那,有几名朝鲜族群众中弹身亡。在这次解救朝鲜族迁徒者的战斗中,有14名苏联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6年1月,驻敦化的苏军1名军官带2名战士到敦化县秋梨沟横道河子屯办给养,遭到叛徒唐玉部的突然袭击。当场把3名苏军官兵打死,并强令当地农民百姓将尸体运到屯北河塞里到冰窟窿里。

敦化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周保中根据严峻形势,决定派东北民主联军吉东警备第二旅到敦化地区剿匪。1946年2月,吉东警备第二旅从辉南县朝阳镇出发,日夜兼程,赶赴敦化。25日下午三时,部队攀过新开岭。邓克明旅长决定前卫在官屯子宿营。但土匪早已得知二旅要从此路过,并由张振湖和唐玉匪队在官屯子设下了埋伏。正当4团一营指战员行进距官屯子50多米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土匪在城堡内向战士们射击了,前卫营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几百名战士散在公路两旁的白茫茫的雪地上。接着左翼的高埠处和右翼小梁上也都响起了土匪的轻、重机枪声。虽然四团受到三面夹击。战土们仍英勇还击。团长曾涛说：“同志们,冲啊！端掉土匪老窝!”无奈,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猛,由于敌人在暗处，四团在明处,加上敌人占据有利地形,部队损失严重。在这种情下,曾涛团长只好下令撤出战斗。这一仗,我军损失相当严重。一营教导员王文斌以下133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他们为解放敦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官屯子战斗以后,唐玉等匪队逃到了南黄泥河一带,曹焕章匪部盘踞在大荒屯(今贤儒屯)。二旅指战员经过官屯子战斗,对土匪更加深恶痛绝,决心狠狠打击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2月26日上午,警备二旅旅长邓克明、政委袁克服召开干部会议,作战斗小结,分析土匪武装的特点,动员部队吸取教训,准备再战。

邓克明说：我军初到敦化,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要加强宣传工作,宣传群众,教育土匪家属,并通过家属教育土匪本人。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

3月1日,警备二旅旅长邓克明得到唐玉、张永春率土匪1000余人集结在大荒屯的情报后,决定由五团前去围剿。团长江贤如政委文光德接受任务后,率五团于当晚午夜出发,次日拂晓进至大荒屯投入战斗。江贤如将部队部署为一营插入屯的西南,切断敌人逃路,二、三营从西北、东北发起攻击。这时天降大雾,伸手不辨五指,部队摸索前进,接近城墙后,大雾突然散去,攻击部队完全暴露在屯外开阔地中,土围子里枪声大作,战士们前进受阻。江贤如团长见此情景,立即冲上前去,高喊：“同志们冲啊,只有冲上去,才能消灭敌人……”

江贤如身先士卒,战士们无不争先恐后,就在接近土墙的一刹,土匪机枪狂吼打来,江贤如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文光德政委高喊：“为团长报仇!”命令用炮火轰击,炸毁炮楼,敌人仍拒不投降。激战到上午9时,匪徒见有被歼危险,便扔掉被击毙的同伴的尸体夺路溃逃。这次战斗,五团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二、三营牺牲江贤如以下战士108人,负伤60人。

3月4日,警备二旅以全部兵力,集中向逃窜在大荒沟、三道沟一带的土匪发起进攻,在苏联红军派出三辆坦克和一门喀秋莎火箭炮的支援下,把匪徒打得乱成一团,抱头逃窜,不得不逃到敦化的北部地区。

为了部署在敦化的剿匪斗争,警备二旅和县工委的领导在敦化召开剿匪会议,邓克明、袁克服、杨尚奎、刘建平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还邀请驻敦化苏军指挥员参加了会议。经研究,决定以钳形包围的战术歼灭路北的几股土匪。具体部署是：警备二旅四团从江东、大石头出发,向沙河沿一线迂回包剿;五团从北黄泥河出发,向官地、额穆、南湖头一线包剿;苏联红军亦兵分东西两路,各路都配备步兵、炮兵,分别配合四、五团作战。3月12日下午,东西两路部队在指定地点同时出发,沿途边打边进,很快夺取了沙河沿、官地、黑石、额穆、南湖头等地,毙敌300多人。部分残匪逃往国民党统治区,被敌军收编;部分残匪躲进深山老林。

安图县是东地区满连结南满和北满的交通要道,盘踞和活动在那里的土匪主要是两伙,一伙是以单氏三兄弟(单秉钧、单秉仁、单秉义)为匪首的一伙,另一伙是以毕书文为匪首的一伙。这两伙土匪很顽固,盘踞时间很长,军分区领导几次派人送信劝降改编,都遭到拒绝,直到1946年3月才被基本消灭,组建起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对这两伙土匪的清剿,采取了军事围歼、谈判收编和武装缴械三种方式。

单氏三兄弟是伪满时期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走狗,光复后网罗敌伪残余成立安图县公安队,是安图县敌伪骨干分子组成治安维持会的土匪武装,有匪徒1000余人,活动于松江、二道白河一带。后来被国民党派到延边的建军头子收编,编为先遣军第二军第五师第二团,单秉义任团长。对这伙土匪的围剿,最后是由通化保安部队司令部派兵解决的。1946年3月16日,通化保安部队司令部派杨靖宇支队副司令员祝顺鹏率三团3个营、一团1个营和李红光支队1个排的兵力挺进到二道白河。根据先前侦察到的情况,部署兵分三路攻打单匪驻二道白河的各个据点。上午11时,双方在外线交火,尽管单匪从安图(今松江镇)调来40名匪徒和3名日军炮手紧急增援,也抵挡不住民主联军的猛烈攻击,只好仓惶逃回屯内据点。在民主联军突破单匪的外围防线后,于下午2时发起对二道白河屯内据点的攻击,打碉堡、渡白河,边战边进,一直激战到平夜时分。这时,单氏兄弟预感不妙,偷偷溜走,匪徒无首,也纷纷溃逃。17日凌晨2时,民主联军攻克了敌人的各个据点,胜利解放了被土匪盘踞半年之久的二道白河屯。

在这次战斗中，民主联军牺牲11人，负伤30余人。战后经2天休整,于3月19日挺进安图。在大军重围的形势下,守敌单匪一中队和从二道白河溃逃回来的土匪,吓得胆颤心惊,不敢鸣一枪就被我军收降了。至此单氏匪部基本上被歼灭了,但单氏三兄弟却死不投降。单秉钧、单秉义被俘后,拒绝教育,执意与人民为敌,于4月20日被处决;单秉仁率残部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吉林市,投靠反动的长白军,吉林市解放后被捕获处决。

毕书文在光复后拉起一伙土匪,共百余人,主要活动在安图县大甸子(今万宝镇)。1946年3月中旬,率警备一旅八团在和龙、安图交界的五道阳岔剩匪获胜后,直接向大甸子挺进。行军途中,八团团长、政委共同分析情况认为,毕书文匪部多数是坐地户,难舍妻儿老小,在东北民主联军剿匪斗争节节胜利、敌营人心惶惶的形势下,通过谈判收降是具备条件的,如果谈判成功又可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于是,部队于1946年3月18日晚在距大甸子20华里的二十街西南屯宿营时,延边军分区副司令邱会魁给毕书文打电话,在电话中交待党的政策,讲清形势,指明出路,并郑重地警告说“要打要谈必居其一。要打,我带部队去!要谈,我自己去,你看怎么办好!”毕书文被震慑了,在电话里战战兢兢地说：“要谈,要谈,你不要带部队来”。

3月19日,延边军分区司令姜信泰听说邱会魁要单枪匹马去同毕书文谈判,怕土匪不讲信誉而不同意去。邱会魁说服了姜司令后,对部队做了应急的布置,便带领一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直奔毕书文匪部驻地大甸子。毕书文老奸巨滑,在头天晚上接到电话后,一方面想方设法稳定下属的情绪;一方面按打、谈两手而且立足于打做了准备,把部分匪徒埋伏在村外西山上。19日上午,毕书文亲自出山迎接,又安排匪徒架着机枪列队“欢迎”。在谈判中,邱会魁进一步交待党的政策,分析形势,指明出路,并阐述了收编方案。毕书文听后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二是保持原有建制。邱会魁针对毕书文的两个条件提出：(1)你部必须绝对服从我军指挥;(2)可以保持原有建制,但必须按我军宗旨进行整训;(3)你部必须撤出大甸子,改由我军八团驻防。由于形势所迫,谈判比较顺利,毕书文接受延边军分区条件后便达成了协议。3月22日,根据东满军区的命令,将毕书文部带到龙井镇进行整训。

毕书文部被编为警备一旅三团的一个营,实际是一个连,约120人。毕书文任营长,但未到职,借口扩充部队又回到大甸子,而在那里暗结残匪,招募了部分人马。这时,安图县委决定成立县大队,任命毕书文为大队长。惯于投机钻营、狡滑奸诈的毕书文,一面对县委书记方德鑫表示同意县委任命,愿意转到县大队工作;一面又借口治病留在大甸子进行阴谋活动。1946年4月至5日间,毕书文在大甸子进行的阴谋活动,主要的有两项：一项是扩充反动势力,恢复大甸子反动据点,并与当地的国民党地下建军和敦化县的土匪勾结,进行反革命串联;二是派出亲信,以搞副业为名,潜入龙井镇等地,拉拢被民主联军收编的旧部下属,并有几十人逃回大甸子,又变成毕书文的走卒。

1946年5月末,毕书文到安图就职,将在大甸子结伙的部分亲信带到安图,集中编在县大队一连;同时在大甸子留下几名亲信带领一个连。这时,毕书文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即刻举旗叛变,推翻县委和县政府。不料,东北民主联军一支主力部队路经安图,毕书文的阴谋未能得逞。到6月间,毕书文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又勾结了逃到两江口的单氏骑兵中队,企图搞里应外合,东山再起;同时在暗中筹集作战物资,备足干粮,等待有利时机进行暴乱。

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方德鑫,对毕书文的反革命行径早有察觉,并向东满军区周保中司令作了汇报,决定对毕书文及其亲信县大队一连进行武装缴械,并于6月29日命令警备一旅三团速去安图执行缴械任务。在大部队出发之前,由李子祥营长带一个连急行军先到安图。就在李营长到达安图的当天上午,方德鑫召集副县长金犊士、李营长等开会,研究缴械事宜,并让县大队副队长尹炳午通知毕书文回县大队部开会,借机对其缴械。毕书文接到电话通知后,编造理由说不能回来开会,到下午4时,却又突然闯进会场,说声请假又走了,缴械未能得手。片刻后,方德鑫按部署集合部队,金犊士、李子祥等乘毕书文回办公室之机,在递烟送茶时将毕和他的警卫员缴械捆绑起来,并由金犊士看押。李子祥和方德鑫速带部队包围了县大队一连驻地,正在命令他们放下武器的时候,却遭到毕书文亲信的反击,双方交火,激战约一小时,毙敌3人,俘敌50余人。交战中,金犊士押着毕书文转移被土匪冷枪击中牺牲,毕书文挣脱逃跑。当天夜里,警备一旅三团赶到大甸子,将毕书文安排在那里的一个连全部缴械。至此,盘踞在安图县将近一年的毕书文匪部,被彻底的歼灭了。

汪清县在光复后土匪帮伙较多,有马喜山匪部、安振有匪部、李茂庆匪部、王庆云匪部等等,均被国民党建匪头子收编和委任过。围剿这几股土匪,主要是由延边军分区和牡丹江军区所属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取得胜利的。

李茂庆是天桥岭大地主,光复后利用收缴的日军武器,在天桥岭成立保安团,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起过一些作用;后被国民党收编为先遣军第二军第五师第一团,李茂庆任团长,扩充到370多人,在天桥岭一带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并与剿匪部队多次交战,造成民主联军重大损失。

1946年2月,根据东满军区周保中司令的指示,延边军分区决定,对活动在天桥岭一带的李茂庆匪部,采取军事夹击和谈判收降相结合的方针,重新部署围剿,争取谈判成功,减少损失,谈判不成则军事歼灭。延边军分区司令员姜信泰负责统一指挥,并率警备旅一部和汪清警备团,自南向北推进到天桥岭城下;按战前部署牡丹江军区所属田松支队自北向南亦逼近天桥岭;在进军同时,延边军分区参谋长李平野带几名人员直插匪穴,冒着生命危险准备与匪首谈判。李平野等进入土匪占领区便被匪徒缴械扣押起来,在第二天又被押送到驻骆驼山的马喜山匪部。当李茂庆发现东北民主联军南北夹击,预感到自己已成笼中之鸟的时候,便急忙派亲信把李平野等接回天桥岭,并安排在家里进行谈判。李茂庆当时表示：“听说你们是八路军,我们天桥岭保安团要投降,所以把你们接回来了。”李平野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想到你们的结局,没有别的出路,欢迎你们投降,但必须把队伍全部交出来。”谈判中,李茂庆的母亲也出面赔礼道歉,哀求保全儿子的生命。李茂庆也为此担忧、再三问对他怎么办?李平野根据党对起义投降者的一贯政策，明确答复说：“交出队伍后送你上延吉军政大学念书。”这时,李茂庆仍然不托底,便与部分亲信商量后提出,南来的部队多数是朝解族人,北来的部队是汉族人,是真正的八路军,要求投北不南。李平野心中有数,便明确地说：“只要放下武器,不继续以人民为敌投降哪边都可以。”谈判成功了,李平野一面让李茂庆下令,让在城外山上打仗的匪徒撤出阵地,进城集中交出武器：一面派人给姜信泰送信,请命令部队围而不攻,由田松支队进城受降。阴历正月十六日晚上,李平野到城边迎接田松支队王营长率领的先遣队进城。这时,李茂庆已将保安团人马集中到一个大院里,全部放下了武器。李平野和王营长先后给保安团人员讲话,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明出路。然后,根据他们的自愿,一部分编入我们的部队,一部分归乡种田了。李茂庆保安团的缴械投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方针的胜利。

马喜山原系日军驻春阳宪兵队特务,光复后纠集敌伪残余和闲散人员500余人,成立保安总队,活动于春阳、转角楼一带。1945年10月,曾被牡丹江军区司令李荆璞收编,编为军区司部警卫团,并拨给了军饷。这时,驻东京城的苏军来马莲河要收缴马喜山部的枪械,发生激战被苏军打死30多人。

马喜山说：”这次我们吃了共产党的亏,共产党靠不住,共产党要咱们不能归,国民党军是中央军,门头大,有靠头。投国民党将来中央军来了咱们都能升官发财。”这样,马喜山投靠了国民党,被驻牡丹江地区的东北第一挺进军总司令郑云峰收编,编为挺进军第一旅。1945年12月初,东北挺进军哈绥、图佳警备司令部第一旅在鹿道正式成立,经郑云峰委任,旅长马喜山,副旅长王忠林,旅直设8个处、4个团,还有独立营、特科连等,全员扩充到1500人。第一 旅成立后,竭尽全力扩大地盘,疯狂抢掠百姓。1946年1月20日开始,马喜山按郑云峰的命令,几次攻打马莲河车站和周围村屯。守备在那里的牡丹江军区四团一部,进行了英勇的还击,终因寡不敌众,便撤出与匪徒周旋。1月24日,四团在苏军的配合下,向占领马莲河屯的匪徒展开猛烈反击,将其打回老巢鹿道。战斗中,团政委邹世环负重伤后牺牲。1月27日,马喜山按郑云峰的命令,出征东京城,途经大荒地和马莲河之间,被我伏兵阻击,只好退回春阳和鹿道。

1946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牡丹江军区派出第二支队包围了鹿道,在田松司令的指挥下经过激战,攻占了匪徒的各个据点,歼敌400多人,匪首郑云峰被活捉后就地处决。接着几次粉碎匪徒反扑,围歼逃到老庙的匪徒1个营。在马喜山主力被歼之后东北民主联军乘胜直逼匪巢春阳。马喜山见势不妙,便弃城逃往罗子沟。民主联军在追剿中解放骆驼山、五丰楼,歼敌200余人。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打击下,第一旅内部也开始瓦解,那些不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成员,纷纷弃暗投明,以至携械投诚,副旅长王忠林也带出30多人投降了。而马喜山及其亲信却负隅顽抗,在罗子沟一带抢掠之后,又窜到团山子、芦家屯一带活动,在新安镇抢粮,被东北民主联军毙伤10余人,马喜山也被击伤。

1946年6月14日,马喜山在汪清县春阳带领匪徒潜入沙镇,将我守备连副连长10余人杀害,策动40余名战士叛变投敌。6月30日,马喜山又带匪徒在南湖头堵截东北民主联军运输汽车杀害押车指战员24人。马喜山匪部作恶多端,在东北民主联军围剿使其寸步难行。到8月中旬,马喜山不得不带领残部逃出东满解放区,取道舒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吉林市,被编为东北保安第二支队第四团,继续作恶,直到建国后镇反运动才被速捕,1951年3月15日在宁安县执行枪决。

安振有原系抗日联军的一个团长,叛变后充当日本宪兵队特务,光复后在罗子沟网罗日伪残余和游杂人员700余人,成立自治队,后被牡丹江国民党派出的建军头目陈万基收编为东北挺进军第五团,安振有任团长,继续活动在罗子沟一带。他们作恶多端,仅1945年11月制造的一次惨案,就杀害无辜百姓100余人。在东北民主联军围剿马喜山匪部的同时,也多次对安匪进行了围剿。1946年4月15日,汪清县保安团对罗子沟的安振有匪部再次发起围攻,经激战一昼夜,歼敌一部,攻占罗子沟,安振有带残匪逃往老黑山。4月20日,安振有又结伙吴三虎匪队,向罗子沟反扑。为将这股土匪一网打尽,民主联军又主动撤出罗子沟。5月5日,延边军分区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围住重新占据罗子沟的安、吴匪伙,乘敌不备发起猛攻,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片刻间匪徒死伤过半。在安振有再次带领残匪逃往老黑山时,东北民主联军乘胜追击,途中击毙吴三虎,追至老黑山又把安振有打伤后死亡,匪徒有的被俘,有的逃散,猖獗8个月的匪伙以彻底被歼而告终。